中新社的归侨们******
何耕新
中新社成立60年了。我想撰文纪念,问老伴写什么内容?老伴儿不假思索地答道:“你就写中新社的归侨吧!”
与中新社的一段缘分
我来中新社工作之前,曾经与中新社有过一段缘分。1952年夏,我已经参加北京高校统一招生考试,正在等待发榜。根据考后即时公布的各科考题答案,我有把握被录取。有一天,北京归国华侨学生补习学校冯教务长通知我:“你到王大人胡同中侨委找王明爱同志,他有事跟你谈。”我遵嘱从西郊燕园乘公共汽车进城,找到中侨委。王明爱是菲律宾归侨,当时在中侨委文教司任职,参与中新社筹建工作。他见到我,开门见山地说:“中侨委正在筹建一个新闻机构,你在印尼喜欢写文章,愿意不愿意来工作?”我答道:“我回国的唯一目的是考大学。我有把握被录取,等我毕业后再说吧!”
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就读4年期间,中新社曾经两次与我打交道。一次是中侨委在中南海召开全国侨务工作会议,中新社给我送来记者证。一天上午,我持证走进中南海,聆听何香凝主任作报告。另一次是中新社派金家环到北大找我,向我约稿。
1956年夏,毕业前夕。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罗列主任向我和同班的泰国归侨罗斌透露:“你俩分配到中新社工作。”事后,我才知道,罗列和中新社领导吴江是老战友。
我认识的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印尼归侨白国良,一年后也分派到中新社上海分社工作。
处处闪动归侨身影
我上班后,深深感受到:中新社从传达室到人事处,从采编部门到印刷厂,处处闪动归侨的身影,耳边不时响起带华侨腔的国语。中新社领导分我在广播部工作。当时,广播部设在宣武门新华社总社大院工字楼里,门口挂着“华侨广播部”的牌子,遇到外宾来访时,即将牌子取下,以免给外宾留下“中新社是官办的”口实。
我与泰国归侨郑伯涛,印尼归侨肖勰、王鹤寿同住一间集体宿舍,与菲律宾归侨黄素心大姐同在侨乡组,其他编辑组也有不少归侨,如越南归侨张式、黄艾华。我还听说印度归侨刘国勇在北大东语系印地语专业念二年级时,奉调到中新社广播部工作,令我钦佩。
说话带有浓重粤腔的越南归侨周毅之,吸引了我的注意力。这不仅因为周的妻子傅冬是傅作义之女,当年为北平和平解放立功,而且她还是《人民日报》记者,他俩堪称“夫妻记者”。周毅之早年回国,先在新华社工作,以后调到中新社广播部。上世纪50年代,荣毅仁邀请新加坡工商界知名人士访华,周毅之采写了不同于“新华体”的系列稿件,被海外侨报广泛刊载,在新华社大院里也传为美谈。可惜广播部1957年搬到北新桥时,周毅之没有跟着过来。
然而,我在北新桥中新社大楼里,遇见更多归侨。经过我社在广渠门举办的新闻班两年培训的印尼归侨陈刚、何浪都分配在广播部工作。
在专稿部,我遇见曾经在巴城中学教过书的印尼归侨尤文贤和担任过巴中学生会主席的校友张瑞元。
在北新桥附近的马道胡同里,中新社印刷厂绝大部分职工,从厂长到工人,从铸字、排字到校对、印刷、装订,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归侨,并且绝大部分是泰国归侨。他们原是曼谷华文报纸《全民报》的员工,1951年该报被反共反华的銮披汶政府封闭后,举家回国,安排在中新社印制《中国新闻》。可以说,印刷厂是中新社归侨最集中的部门。
领导视归侨为“社宝”
我社归侨绝大部分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来社工作的,调查资料显示,1952年至1966年“文革”前,总社员工223人,其中归侨160人,占员工总数的72%。他们来自印尼、马来亚、新加坡、泰国、日本、越南、缅甸、菲律宾、印度、毛里求斯、美国。
记得张帆副社长兼总编辑在全社大会上讲话时,称我社归侨为“社宝”,表示要充分发挥他们的独特优势,精心培养他们,大胆使用他们。
中新社第一任驻外(日本东京)记者是日本归侨李国仁,随后又由另一位日本归侨杨国光继任。杨国光为两位台湾记者首访大陆起了穿针引线的作用。
1963年,中新社首次派出记者团,由张帆同志率领,赴雅加达采访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我社5名记者中,白国良、何耕新、张茂新均系印尼归侨,外办干部、菲律宾归侨王澄枢,受廖公委派,以中新社记者名义,在菲律宾运动员和体育官员中开展工作。当时,中菲尚未建交。白国良采写的雅加达茂物公路自行车比赛特写,既报道比赛过程,又穿插沿途热带风光的描写。时任新华社雅加达分社的沈定一称赞“这篇稿写得很有特色”。
上世纪60年代,中新社有两个专业机构——日本组和印尼组,清一色由归侨组成。
当时,中国与日本尚未建交。遵照廖公的指示,中新社组建清一色由日本归侨组成的“日本组”,他们每天抄收日本电台的日语广播,翻译成中文,出版《日本广播参考资料》,送外办和有关部门参阅。
1959 年, 印尼颁布《第9 号总统法令》,禁止华侨在县以下地区经商和居住,随即掀起对华侨实行逼迁的排华逆流。为了及时掌握印尼排华动向,中新社专门组建了一个“印尼组”,每天抄收印尼电台的印尼语广播,翻译成中文,出版活页资料,送中侨委及有关部门参阅。该“印尼组”由4位印尼归侨——林惠香、林必达、李顺辉、李兴业组成。
我作为一名归侨,相对而言,比较了解我社归侨,其中许多已经辞世,特以《中新社的归侨们》为题撰写本文,算是对我社归侨们的怀念吧!
(历史资料)
2023,世界期待更多的正能量******
国际观察|2023,世界期待更多的正能量
新华社北京1月5日电(记者刘赞)2022年,世界动荡不安:美国四处拱火浇油,乌克兰危机延宕难解;新冠疫情持续,奥密克戎毒株成为全球流行的主要毒株;通货膨胀、粮食危机、能源安全问题复杂严峻,世界经济复苏迟滞乏力;气候变化危害日益凸显,气候变化谈判举步维艰……
2023年,世界充满悬念:乌克兰危机能结束吗?世界卫生组织会不会宣布新冠大流行终结?世界经济能否摆脱衰退阴影?美国政局变化有哪些外溢影响?亚太地区热点问题会不会持续升温?气候变化谈判又能否取得新进展?
悬念一:乌克兰危机能结束吗?
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乌克兰危机升级。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断对乌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使这场冲突变成了持久战。与此同时,美国及其盟友对俄实施规模空前的严厉制裁,但未能击垮俄经济。
目前,俄乌两军基本处于相持状态。由于双方立场差距巨大,短期内难以通过谈判化解危机。美国继续拱火浇油,日前再次宣布对乌追加18.5亿美元军援,其中包括“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美国国会最近还通过2023财年综合拨款法案,其中包括高达450亿美元的援乌资金。俄罗斯近期则宣布,计划将俄军规模从115万人扩充至150万人,释放出加强军事力量的信号。
2023年,这场危机是走向终结,还是进一步升级,目前难以预料。西方国家能否承受持续对乌援助给本国经济和国防带来的巨大压力,将是决定局势走向的一个重要因素。
悬念二:新冠大流行能终结吗?
过去一年,变异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毒株成为全球流行的主要毒株。与此前流行的毒株相比,其传染性更强,具有多个亚型,在世界各国引发一波波新的疫情高峰。不过,奥密克戎的致病力明显减弱,感染奥密克戎导致的重症率和死亡率显著下降,这也促使世界各国逐渐调整防疫政策。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不久前表示,希望在2023年某个时候可以宣布新冠疫情不再构成全球卫生紧急事件,世卫组织紧急委员会1月将开会讨论其判断标准。
面对抵御新冠病毒的战役,全球科学家在不懈寻求下一代疫苗、抗病毒药物等新武器,随着新冠疫苗和药物的研发取得进展,人类必将拥有越来越多对付病毒的武器,构筑起抵御新冠病毒的坚盾。
悬念三:世界经济能摆脱衰退阴影吗?
2022年,世界经济困难重重,特别是通货膨胀困扰很多国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此前为应对新冠疫情、刺激经济长时间施行超宽松货币政策,为通胀飙升埋下祸根。乌克兰危机升级后,西方对俄制裁使得原本就被疫情所扰乱的国际供应链进一步受阻,能源、粮食价格高企进一步推高通胀,欧美多国物价涨幅创下40年来最高纪录。
为应对通胀,美联储快速大幅加息,导致其他经济体货币大幅贬值,加剧其输入性通胀。不少国家被迫跟随美国加息步伐,引发经济衰退担忧。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2年10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3年全球经济增速为2.7%,较7月的预测值下调0.2个百分点,全球经济面临巨大下行风险。
不过,随着累积需求释放和政策效应叠加,中国经济将呈现明显复苏增长势头,这将为世界经济带来持续动力、机遇和信心。
悬念四:美国政局变化将产生哪些外溢影响?
2022年,美国民主、共和两党继续恶斗,在堕胎权、控枪、移民等一系列问题上尖锐对立。在11月的中期选举中,共和党夺取国会众议院控制权,民主党则以微弱优势保住参议院控制权。
在两党瞄准2024年总统选举、新一届国会两院“分裂”的情况下,共和党预计将在2023年对拜登政府发起更多挑战,其现行的内外政策将面临巨大不确定性。
共和党内部斗争也可能趋于激烈。由于打算参加下届总统选举的前总统特朗普在中期选举中发挥的作用不佳,共和党内温和派可能考虑放弃对他的支持。同时,共和党在众议院的席位优势不大,使得党内极端势力或将有更多机会左右该党在国会的立场。
在政治极化、党争加剧的背景下,美国政局走向具有较大不确定性,这将影响美国的对外政策,进而对世界造成复杂影响。
悬念五:亚太地区热点问题会持续升温吗?
2022年,在美国搅局之下,亚太多国面临不同程度震荡,地区局势局部升温。
美军撤离一年后,阿富汗仍然面临严峻安全形势和严重人道主义危机。在朝鲜半岛,美国与韩国多次举行大规模联合军演,朝鲜发射导弹予以反制,半岛紧张局势不断升级。在美国支持下,日本最近正式通过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3份安保政策文件,提出打造所谓“反击能力”即事实上的攻击能力等政策主张,并将在未来5年大幅增加军事开支,引发国际社会担忧。
可以预见,美国会持续在亚太“拉小群”、搞事情,2023年的亚太恐怕难以平静。
悬念六:气变谈判能取得新进展吗?
气候变化是人类面临的重大挑战。2022年,从巴基斯坦特大洪灾造成1000多人死亡,到欧洲夏季高温干旱造成泰晤士河源头干涸、莱茵河几乎断航,再到最近冬季风暴几乎席卷全美造成数十人死亡……一系列极端天气事件提醒人类,应对气候变化刻不容缓。
2022年11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七次缔约方大会(COP27)在埃及沙姆沙伊赫举行。发达国家在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等问题上依然态度消极,其先前承诺的每年1000亿美元资金支持仍未兑现。作为会议成果的一大亮点,本次大会最终同意建立损失与损害基金,旨在向最脆弱和受气候变化影响最严重的国家提供财政援助,但这只是第一步,基金形式、出资国家、分配方式、援助对象等关键问题被留到2023年继续谈判。
当前,发达国家经济状况总体不佳,加上能源供应紧张导致部分发达国家重新转向煤炭发电,发达国家自身减排意愿以及为发展中国家减排提供支持的意愿都在下降。在这样的形势下,2023年在阿联酋迪拜举行的COP28能否就上述关键问题取得新进展值得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