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关键词解读外资金融机构缘何看好中国经济******
强信心·开新局丨上调·增持·看好——三个关键词解读外资金融机构缘何看好中国经济
新华社北京2月2日电 题:上调·增持·看好——三个关键词解读外资金融机构缘何看好中国经济
新华社记者
持续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大量增持中国境内股票债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趋势……在诸多外资金融机构眼中,当前世界经济面临复杂挑战,中国经济是为数不多提振全球预期的积极因素,是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关键推动力”。
关键词一:“上调”
日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大幅上调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至5.2%。
不只是IMF,大型国际金融机构也纷纷上调2023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摩根士丹利从5%上调至5.7%,高盛集团从4.5%上调至5.5%,野村证券从4.8%上调至5.3%。摩根大通、瑞银集团、德意志银行等同样都上调了对中国经济的预期。
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是外资金融机构对中国经济信心最直白的表现。
相比之下,国际金融市场各方对2023年的全球经济前景展望却没有如此乐观:IMF预计2023年全球经济增速为2.9%;联合国日前发布的《2023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预测为1.9%。世界银行更是预计2023年全球经济增速放缓至1.7%。
“今年中国经济复苏可能是对全球经济衰退风险的主要对冲。”花旗中国首席经济学家余向荣说。
其实,在新冠疫情全球蔓延的三年间,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始终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2020年,中国成为全球率先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2021年,中国经济规模突破110万亿元,占当年世界经济比重达到18.5%,两年平均增长5.1%;2022年,中国经济克服重重困难实现同比增长3%,快于多数主要经济体。
现在,中国经济再次被寄予厚望。“中国是全球唯一有望在明年(2023年)实现企业利润和GDP体面增长的主要经济体。这对全球经济来说是个好消息。就在美欧经济放缓之际,它提高了世界经济避免衰退的可能性。”国际知名财经刊物《巴伦周刊》于去年12月在其网站上如此写道。
关键词二:“增持”
今年1月,北向资金在沪深交易所累计净买入1412.9亿元人民币,净买入量超过了2022年全年规模。同期,明晟(MSCI)中国指数上涨近12%,连续三个月累计涨幅超过40%。
增持中国有价证券,成为当下外资金融机构对中国经济前景展望最直接的表达。
在过去三年间,外资金融机构始终高度关注中国市场。2020年,外资总体净增持国内股票和债券超过2000亿美元;2021年末,境外投资者持有境内上市股票和债券的总市值累计达12984亿美元,较2020年末增长23%。
尽管在2022年下半年,全球金融市场大幅震荡,导致资金大规模从欧洲、亚洲、南美等地流出,但如今,外资金融机构普遍认为,那些对他们造成巨大压力的因素正在不断减少,这进一步刺激他们对中国金融市场的投资。
美国银行将中国股市转入“战术性增持”;摩根士丹利看好中国股市,“建议利用目前的机会逢低买入”;高盛股票策略团队已于近两月连续上调2023年MSCI中国指数盈利增长的预期,由8%最终上调至17%……
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2022年12月,境外投资者净增持境内债券和股票分别为73亿美元和84亿美元。2023年1月上半月,外资净买入境内股票债券合计约126亿美元。
关键词三:“看好”
外资金融机构看好中国经济,不只是因为中国经济的恢复性增长,更是因为中国经济展现出的韧性与实力,以及未来蕴含的潜力。
看好中国经济在于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发展趋势。“中国正在从追求高速增长转向追求高质量发展,更加注重经济增长的品质。”高盛集团总裁兼首席运营官温泽恩去年12月表示,“高盛始终是中国市场的重仓投资者,未来也会继续重仓投资中国,我们非常看好中国未来的发展前景。”
看好中国经济还在于中国持续扩大金融开放。“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发展,深化改革开放,特别是在更高水平基础上持续推动金融开放,这为外资金融机构提供了巨大的发展机遇。”渣打银行(中国)总裁、行长兼副董事长张晓蕾介绍,特别是过去三年,渣打中国依托中国的发展和开放机遇,业绩实现持续稳健增长,并在多个业务板块取得突破性增长。
看好中国经济还在于中国经济未来的美好蓝图。德意志银行大中华区宏观策略主管刘立男提到,中共二十大报告里提出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未来十年间,中国将继续遵循以创新驱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数字化转型也仍将是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刘立男说。(记者刘开雄、李延霞、吴雨、有之炘)
师恩难忘******
刘末利
1960年,对于当下,已是十分遥远。对于我,那时从学校毕业,加入中新社大家庭的情景,还是如此清晰在目。那时的我,即使与同时进中新社的同学相比,也显得非常稚嫩。我的第一个工作岗位是在专稿部通讯组。资深同事们对我关爱有加,社领导、部门领导对我的点滴表现,都给予鼓励、赞许。
记得1961年的春天,我奉命出差,地点是天津市区。组内资深记者张益常陪我同行,她侧重采访天津郊区。这样的安排体现了良苦用心。当时兼部主任的副社长王纪元说过:“要是刘末利一个人出门,还分不清东南西北呢。”
几十年来,这个“评语”一直牢记在心。1963年初,我奉调至上海记者站。第二年的春天,浙江省侨务工作会议在杭州召开。总社指定我前往采访是次会议。第一次采访大型会议,我毫无把握。到了杭州,得知张帆社长也将应邀赴会,更使我忐忑不安,心想千万不能在社领导面前“出洋相”。张帆社长抵达杭州后,抽空了解了我的采访计划。他当即给我出题目,约请与会的杭州、宁波、温州等市侨务部门负责人座谈,他也参加。社长手把手的指导,真是十分难得的学习机会。一切安排妥当,座谈就在晚上。趁那天下午休会,常驻杭州的摄影记者沈鸣陪张帆社长游虎跑,我也随行。我们在虎跑山上喝茶、聊天。后又驱车前往梅家坞,品尝龙井新茶。我倒是先把握了这个“机会”,享受龙井的美妙,一杯接一杯,忘乎所以。返程途中,自我感觉不妙——晕车了。回到宾馆,免去晚饭还不行。待到座谈会即将开始,与会者陆续到达。我却因胃里“翻江倒海”,忍不住奔进卫生间一阵呕吐。多少年来,无论我怎样努力,也想不起那次座谈的主题以及写稿过程,永远记得的是张帆社长曾经说过:“你这种身体,怎么当记者呀!”
这个“洋相”出得够可以的了。晕车固然是因为“内耳前庭平衡感受器受运动刺激而影响神经中枢的症状”,算不上疾病,但对一个记者确实很麻烦。“杭州事件”使我明白必须与那个平衡感受器“对着干”。后来,我因采访而海、陆、空都“晕”过了。印象最深的是上世纪80年代前期,上海决定恢复经过台湾海峡的上海至福州航班,我参加首航采访。事先我一心要在船上“现场采访”。没料到船刚出吴淞口,我就晕得躺倒了。眼看完成任务有难,幸好一位同行大力支持。他根据我的要求在旅客中物色采访对象,再陪着我前去。我就在“采访—躺下—再采访—再躺下”的节奏中完成“首航”。
岁月流逝。时至上世纪70年代末,终于盼来中新社恢复建制。我从上海某出版社回归中新社。1979年初,上海分社“开张”,包括分社负责人,人员只有七八个,我包揽了上海全部的经济报道工作。那时国家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上海曾经是远东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又是全国工业基地;在执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的方针中,自有许多符合经济规律的创新之举。何况还有引进30万吨乙烯工程的上海石油化工总厂、以进口矿砂为原料的宝山钢铁总厂正在加紧建设。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分社的经济报道应该做得有声有色,实际上却是将近3年没有达到总社的要求。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做好”,使我承受巨大压力。我感到迷惘,无所适从。某年,总编室主任徐曰琮来上海分社。我不知道他此行的“任务”。但是他私下对我说,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有做好,责任不在于我,我已经尽职了。此话使我得到极大宽慰。1982年春,当时的副社长王士谷率总社新闻部、专稿部及广东、福建等分社的各路精英云集上海,召开经济报道工作会议。会议下达了总社对经济报道的方针和思路,交流了经济采编的经验。会下有关部门领导对我更有针对性地点拨和指导,特别鼓励我要敢于采访重大题材。于我,真是醍醐灌顶!总社领导在多年没有做好经济报道的上海分社召开经济工作会议,目的明确,效果显见。我走出了“中新社是新华社的补充”、“上海分社以报道侨务、文艺、体育等‘三宝’为主”等中新社初创时期办社和报道思想的局限,在报道思想和业务能力上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也是在1982年,总社召开专稿工作会议,明确了“面向中间,反映现实”的专稿工作新方针。这是针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针对海外读者迫切希望了解中国新时期政治、经济新动向而拟定的。其时香港《明报》、《快报》等常见署名“宗涓”的专电,评述中国时政。文笔挥洒自如,读得我如痴如醉,不胜钦羡。我本专稿部出身,于是学样“跟进”。专稿部负责人时来电话,给我鼓励。1984年底,我赴总社参加工作会议期间,还当面请教,受益匪浅,为我此后坚持专稿写作打下基础。上述时期,除了总社和相关部门领导之外,我的多位老同事,也给我莫大支持和鼓励,他们是我的益友,更是良师。我永远感谢他们。挂一漏万,在此不一一列举姓名了。
1984年底,各地方分社换班。总社委任我为上海分社采编主任。我毫无思想准备,心中茫然。刚卸任的上海分社社长姚凡对我关心又支持。他“面授机宜”道:不要脱离采编第一线。一来采编业务是我的“强项”;二来只有身在“第一线”才能指挥和组织分社的采编活动。后来,我一直按照他提示的原则去做。虽然辛苦,于我个人、于分社都足见成果,毋庸多言。
在中新社40年一路跋涉之中,得到多位领导、资深同事们的培养、帮助,十分难得;唯有满怀感激,永远念叨:“师恩难忘”!
(历史资料)